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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方為犯罪嫌疑人說情

发布时间:2019-10-12 17:39:51

  核心提示:检方的求情的确发挥了作用北京市二中院审理后认为,公诉机关所提李汝军是铁路系统不可多得的专业人才的意见,经查属实,法院予以采纳

  检察官为犯罪嫌疑人说情,请求法院从轻或减轻处罚,貌似与 公诉人 的身份不相符但其实,检察官所行使的 量刑建议权 ,有利于增强量刑的公开性和透明度,有利于人民法院公正量刑

  刑事诉讼中,检察官与被告人本是相对立的两极,然而实践中,却并不尽然

  5月 日,涉嫌侵吞下属公司4.6万欧元(约合人民币 7.112万)的原中国铁建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李汝军案审判中,检方一改常态,转而为李求情检方提出,李汝军是铁路系统不可多得的专业人才,希望法庭给他再做贡献的机会

  检方的求情的确发挥了作用北京市二中院审理后认为,公诉机关所提李汝军是铁路系统不可多得的专业人才的意见,经查属实,法院予以采纳

  最终,职务侵占罪名成立,李汝军被判处有期徒刑 年,缓刑 年

  检察官为贪官求情,此消息一出,立即引发舆论质疑有人认为,司法判决如果可以绕开法律搞 情理审判 ,法律严肃性、司法公正性,都将大打折扣

  治病救人

  检察官为被告人求情,虽然少有,但李汝军案并非孤例广州市检察院检察官杨斌自2005年开始,曾先后多次为犯罪嫌疑人求情,并因此卷入舆论漩涡

  广受关注的一个案例是,2011年时,检察官杨斌,为一位年过五旬的农民工高玉山求情这个案例里,高玉山涉嫌故意杀人

  其具体案情是:自2009年6月开始,高玉山在其雇佣者黄老板所承包的工地上,打工满8个月但在2010年2月春节期间,高玉山被黄某拖欠工资,多次追讨未果

  同年 月 日,再向黄某讨薪被拒之后,高玉山将事先准备好的汽油淋在身上,并抱住黄某点燃了汽油,导致黄某全身88%烧伤,高玉山全身60%烧伤

  这绝对是一件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的刑事案件,作为一名检察官,杨斌并没有简单对待法庭上,杨斌的一番公诉词,震惊四座

  虽然高玉山的行为构成犯罪,应受到法律制裁,但是,他讨薪无果,投诉无门,只能用躯体去抗争厄运,这才是本案的悲剧所在 杨斌说

  这位曾经多次为被告人求情的检察官表示,被害人实施这种无故拖欠工钱的行为,是有明显过错的,他本人对引发本案,同样负有直接,所以, 我提请法庭对这个被告人,酌情从轻判决

  类似杨斌这样的检察官,亦非孤例事实上,恰恰是这些检察官为被告人求情的司法实践,还创设出一项名为 量刑建议权 的司法制度其实,检察官一直以来都有量刑的建议权,此项制度,还明确了检察官减轻、从轻方面的量刑建议权

  率先改革的地方检察院代表之一,便是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检察院根据法制的报道,在2007年的时候,翔安区人民检察院曾先后数次动用检察官的 量刑建议权 ,为犯罪嫌疑人求情

 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,检察院此举,是在依法办案的同时,争取最大限度兼顾办案的社会效果,希望能以此推进 治病救人 的法治理念

  地方检察院的改革,以及改革的成功推广,直接促使这项制度在2010年的时候,首次在全国法院系统得以明确下来

  时任最高法院副院长熊选国称,在全国法院系统引入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,解决了长期以来备受争议的问题,有利于增强量刑的公开性和透明度,有利于人民法院公正量刑

  另有业内专家表示, 量刑建议权 的引入,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,减少不和谐因素,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犯罪

  人情 与 人才

  只是, 量刑建议权 尽管在法律层面得以明确下来,但具体在哪些领域应当适用,特别是,具体在哪些情形中,检察官可以为被告人求情,相关法律法规未有明确提及

  也因此,对于这项制度的发展而言,司法实践中的具体经验积累,弥足珍贵

  本社为此梳理了8年间的检察官求情具体案例,根据对这些案例的统计分析发现,在为被告人求情的过程中,检察官提及最多的是 人情

  2011年时,悲情妈妈韩群凤,溺死其亲生脑瘫儿案件,曾轰动一时而案件审理时的检察官,就是以 人情 替韩群凤求情

  在这个案例里,韩群凤悉心照顾两个脑瘫患儿1 年,脑瘫儿毫无起色,反而病情加重

  沉重的生活压力,使得辞职专职照顾脑瘫儿的韩群凤,最终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她溺毙两个1 岁的脑瘫儿,随后自杀但最终,两个儿子双双殒命,她却被救活

  案件审理时,检察官为韩群凤求情: 杀死自己的孩子,服毒后自杀却被救,韩群凤心理上受到的煎熬,远远大于她将所受的刑事处罚

  类似于韩群凤的案例,在本社统计到的案例中,占据了九成这些案例中,检察官基本上是考虑到被告人的家庭环境、自身情况等,建议法院从轻处罚被告人

  比如,被告人 上有老下有小 ,被告人 家有病重女儿 ,被告人 劫持人质筹钱救母 ,被告人 护母杀父 ;有的则是被告人年龄原因,如年事已高、未成年父母教育不利等

  而具体于李汝军案,检察官因李汝军是 人才 而求情,并不常见早在2009年,杭州市西湖区法院公开审理过一起受贿案,检察官也曾出现为被告人求情的行为,而这也引发了旁听市民的质疑

  值得注意的是,在检察官为被告人求情的各种案件中,民众对此所表现出来的态度,各不一致

  在诸多因 人情 因素而求情的案件中,很多都有民众的支持,甚至直接参与比如,在东莞 溺死亲生脑瘫儿 一案中,就有人大代表、老师、热心市民、亲友为被告人韩群凤求情;在南京范某护母杀父一案中,也有多名邻居到庭审现场为他求情

  与此相反,在涉及贪官的案件中,虽然两起贪腐案件检察官求情原因不同,但都引起民众质疑的声音学界人士直呼:什么样的人,可以认定为 人才 司法机关的认定标准,从何而来

  值得肯定和提倡

  只是,对于上述疑虑,目前法律、法规并无明确的规定

  北京刑辩律师毛立新接受本社采访时,对检察官替被告人求情之事,持肯定态度

  提出从轻(酌情情节无减轻)的建议,更能体现出检察官的客观义务,即不单纯是追究犯罪,还应当代表国家维护法律的尊严与公正,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这是值得肯定和提倡的 毛立新说

  毛立新期待这样一个检察官出现:在提出量刑建议时,针对被告人的具体情节,检察官既依法提出从重、加重处罚的建议,也相应提出从轻、减轻量刑的建议

  其中,从轻量刑的建议,既要考虑法定情节,也应考虑酌定情节,如此,才更符合检察官的职责和义务 他说

  至于具体哪些情节可以考虑,他认为,按照法律的一般性理念,诸如犯罪动机、起因、手段等法定情节,犯罪时的政治、经济形势和社会治安状况等酌定情节,都可以考虑进去

  比如,对于 人情 因素,属于酌定的量刑情节,虽然并未由法律明确规定,但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,历来为司法实践所认可

  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健雄也认为,检察机关尝试对量刑提出建议,一方面有利于形成公正的刑事判决,实现刑事诉讼追求的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统一;另一方面,量刑建议有利于减少上诉、抗诉案件的发生,节约司法资源和诉讼成本

  不过,黄健雄也表示,量刑建议权,本质上属于公诉权,它所包含的实体性要求,只有通过审判才能最终实现如何量刑,最终还是由法官依法评判,这不会也不能影响到法院的司法裁判权

  司法实践,也正沿着黄健雄建议的方向推进根据本社的了解,不少法官曾公开表示,对于检察院的量刑建议,法院会认真对待,结合案件具体情况认真分析,作出自己的判断

  检方提出量刑建议,最好是原则性、方向性的,不宜太具体具体的判决和量刑,还是留给法院独立审判 一位法官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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